上海律师为您讲解我国第一起恰特草毒品案

　　我国刑法第十四条第一款明确规定：“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因而构成犯罪的，是故意犯罪。”据此，在我国犯罪构成主观要件中，行为人只需要认识到其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即可，并不要求其对行为的违法性有认识。上海律师接下来就带您了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具体来说，就是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即“不知法亦不赦”。当然，对于传统自然犯来说，由于这些行为长期被作为犯罪处理，普通民众不仅能够认识到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对其刑事违法性同样也具有认识，因此无论是在社会危害性还是违法性认识上都不存在问题。

　　但对于行政犯，由于某种行为长期以来并未被作为犯罪处理，行为人就有理由相信实施这样的行为不具有社会危害性。而随着新法的颁布，这种行为被纳入犯罪中，由于法制宣传不到位等原因，一些行为人难以很快认识到这种行为的违法性，进而会影响到其对行为社会危害性的判断。

　　因此，对于此类行为，在司法实践中有必要审查行为人是否具有违法性认识及其可能性的大小。本案中，恰特草在我国一直未被列入毒品范畴，直到2013年11月11日才首次被列管，并自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构成走私毒品罪，主观上不仅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走私行为，还要求行为人明知其走私的物品系毒品。

　　本案发生在2014年1月，是恰特草在我国被作为精神药品列管后查获的第一起案件，加之恰特草在埃塞俄比亚非常普遍，销售和使用均为合法，故被告人携带恰特草入境我国时主观上是否已经认识到恰特草是毒品，即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与违法性认识，对于认定其行为是否构成走私毒品罪尤为重要。

　　我们认为，本案被告人知’道其走私的恰特草系毒品。具体理由如下：首先，被告人易卜拉欣曾于2013年1月6日从杭州萧山机场入境我国，当时即被查获并没收5、73千克恰特草。尽管当时恰特草尚不属于毒品，但海关人员已经明确告知易卜拉欣恰特草系违禁品，并予以没收。

　　2014年1月13日，易卜拉欣再度携带630克恰特草入境，其主观上应明知恰特草是违禁品，携带入境属于违法行为。其次，在查验行李的X光机前贴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止进境物品表》，其中第五条明确规定，鸦片、吗啡、海洛因、大麻以及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物禁止进境。

　　海洛因、大麻等属于众人皆知的毒品，其他能使人成瘾的麻醉品、精神药物与海洛因、大麻等并列，可知这类物品也属于毒品行列。易卜拉欣自己长期食用恰特草，完全知道恰特草具有使人兴奋、易于上瘾等特性。再次，在查验行李的X光机前，还贴有禁止携带恰特草的标识，海关关员也数次提醒、询问易卜拉欣是否带有恰特草，易卜拉欣均予以否认。

　　易卜拉欣被带至查验房后，还趁海关关员不备，欲将恰特草予以隐匿，其逃避惩处的意图明显。最后，易卜拉欣选择无申报通道人关，未向海关申报任何物品。综上，易卜拉欣在明知恰特草系毒品的情况下，仍意图携带入境，法院据此认定其构成走私毒品罪是正确的。

　　对于没有定罪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应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非法交易价格等因素依法量刑在本案审理期间，我国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尚未对走私恰特草的定罪量刑数量标准作出规定。对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的毒品。

　　最高人民法院在2008年印发的《全国部分法院审理毒品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五条中规定，“对于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和麻醉药品，刑法、司法解释等尚未明确规定量刑数量标准，也不具备折算条件的，应由有关专业部门确定涉案毒品毒效的大小t有毒成分的多少、吸毒者对该毒品的依赖程度，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戒断性、社会危害性等依法量刑。

　　因条件限制不能确定的，可以参考涉案毒品非法交易的价格因素等，决定对被告人适用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印发的《全国法院毒品犯罪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也规定：“对于既未规定定罪量刑数量标准，又不具备折算条件的毒品，综合考虑其致瘾癖性、社会危害性、数量、纯度等因素依法量刑。”

　　上海律师发现，在本案审理过程中，针对恰特草的毒性问题，一审法院向浙江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咨询，鉴定中心的鉴定人员表示，该中心目前只能检测出恰特草所含物质，对于其具体毒性等无法测算；作为新类型毒品，1克恰特草相当于多少大麻或者相当于多少甲基苯丙胺等，需要公安部组织专家搜集资料、研讨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