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区律师事务所来讲讲盗窃罪与诈骗罪的交织问题如何处理

　　2000型轿车，均予以追缴，上缴国库；作案工具传真机一部，予以没收，上缴国库。一审宣判后，吴彩森、郭家春、程先文、项义祥不服，分别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六安市人民检察院亦提出抗诉。徐汇区律师事务所来为您讲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判认定原审被告单位霍山县国家税务局西城税务分局、上诉人吴彩森、郭家春、程先文、项义祥、原审被告人纪昌德、宋晓山、汪祥林、金从俊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上诉人吴彩森、郭家春受贿的犯罪事实已被一审判决书中列举的证据所证实，且所列证据均经一审庭审当庭宣读、出示并质证。

　　在二审中，出庭检察员、上诉人、辩护人均未提出足以影响案件事实认定的新的证据，故予确认。对检察机关的抗诉理由，经查：六安市人民检察院的抗诉理由和检察员当庭提供的3份新证据及当庭发表的支持抗诉意见，均主要是为进一步阐明原审被告人汪祥林、金从俊二人明知自己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行为是犯罪行为而故意实施犯罪。

　　但原判已经确认汪、金二人参与了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共同犯罪，只是因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因此，两者在犯罪的主观构成要件认定上并不存在矛盾。原审被告人汪祥林在参与西城税务分局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犯罪过程中，经手开票416份，虚开税款数额达184万元，在单位犯罪中起到较大作用。

　　因此，原判认定其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当，对汪祥林应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对检察机关的相关抗诉意见应予支持。对其二审辩护人要求宣告汪祥林无罪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原审被告人金从俊参与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6份，虚开税款数额6万余元，虽已超过追究刑事责任的起刑点标准，但其行为系受单位领导指派，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宜作为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原判对其不以犯罪论处正确。故对检察机关提出的对金从俊应追究刑事责任的抗诉意见不予支持。对其辩护人请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的辩护意见予以采纳。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正确，审判程序合法。对被告单位霍山县国税局西城税务分局及被告人吴彩森、郭家春、程先文、项义祥、纪昌德、宋晓山的定罪、量刑均属适当，对被告人金从俊的行为不以犯罪论处正确，但原判认定被告人汪祥林的犯罪情节显著轻微不以犯罪论处不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九条第

　　（一）、（二）项、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二）项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零五条第三款、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一款、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三）项，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十六条第一、四款、第二十七条、第六十七条、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六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十三条之规定，于2002年2月20日判决如下：

　　1、撤销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中对被告人汪祥林的判决部分，维持其他部分；

　　2、被告人汪祥林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宣告缓刑二年。李慧泽涉嫌持枪抢劫案疑罪从无案例

　　只要经公司、企业或者单位聘用，并赋予其主管、管理或者经手本单位财物的权力，无论是正式职工、合同工还是临时工，都可以成为职务侵占罪的犯罪主体。所谓主管，一般是指对单位财物有调拨、安排、使用、决定的权力。所谓管理是指具有决定、办理、处置某一事务的权力并由此权力而对人事、财物产生制约和影响。

　　所谓经手，是指因工作需要在一定时间内控制单位的财物，包括因工作需要合法持有单位财物的便利，而不包括因工作关系熟悉作案环境、容易接近单位财物等方便条件。利用主管、管理或者经手本单位财物的便利，都属于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本案中，被告人于庆伟作为北京市联运公司海淀分公司的上站业务员，依其岗位、职责，在负责办理货物托运工作中具有对相关货物的控制权。于庆伟正是利用了单位委托其负责托运货物和掌管货票的职务便利，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将临时经手的单位财物非法占为己有。其行为完全符合职务侵占罪的构成特征。

　　一审法院以职务侵占罪对其定罪处罚是适当的。盗窃罪和诈骗罪是司法实践中多发的侵犯财产型犯罪。简单的侵犯财产类案件，只存在单一的行为，只要依据刑法总则中犯罪构成要件理论判断行为的性质，科以相应的刑事责任即可。

　　徐汇区律师事务所注意到，行为人为了实现犯罪目的，在实施具体犯罪行为时，盗窃行为经常伴有欺诈性，因为通过欺诈可以掩盖盗窃行为，使犯罪得以顺利实施。欺诈行为中也经常伴有秘密性，因为不隐蔽，骗局就可能被揭穿，不可能完成犯罪。对于如何处理这些盗窃与诈骗行为相互交织的刑事案件是司法实践中的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