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中的职业禁止是如何规定的？嘉定律师为您讲解

　　众所周知，《刑法》第37条是关于“免于刑事处罚和非刑罚性处置措施”的规定，从立法原意上看，是由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而“可以免于刑事处罚”。但从《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第1条所补充规定的内容来看，可以说是“急转直下”，颇显唐突、不和谐和不一致。嘉定律师就来为您讲解一下相关的情况。

　　首先，从立法目的上看，《刑法》第37条的本意是推进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对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尽可能地不作刑事处罚，而给予非刑罚性处置，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甚至建议行政主管机关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从而节省司法资源。

　　但在此条款下再增加一个条款，突然规定了5年以内的“职业禁令”（此处非行政处罚，而是刑罚），甚至进一步规定了以更重的自由刑“定罪处罚”，很显然不符合刑法原条文最初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其次，从立法技术上看，修改后的内容与原条文的立法内容没有紧密或者一致的逻辑关系，不适合放在一个刑法条文中进行规制或表述。

　　再者说，就本条补充的内容而言，全国人大通过的本条文的法律规定、立法目的和宗旨，就这么简单地被改变了原始的立法初衷，显得极不严肃。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确有修改和完善刑法的权力，但有一个原则或准则必须遵守，那就是一定要符合原来刑法的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否则就不是立法完善和修改了，而是推翻原来的立法目的与价值追求去重新制定法律，这是万万不可的。

　　坦率地讲，人大常委会也无此权力。再次，从补充条款的内容上看，许多用语和表述模糊不清、难以操作，大有扩大定罪范围、侵犯被告人“劳动就业权利”之嫌，以致造成新的社会不稳定源，甚至有严重“违宪”的可能性。

　　例如，“利用职业便利实施犯罪”、“违背职业要求的特定义务”、“从事相关职业”等语言和表述，都是非常不确定的概念，涵盖范围非常之大，进行如此的扩张性定罪修法，在我国刑法修订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还有，“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犯罪情况和预防再犯罪的需要”这样的表述也过于宽泛，自由裁量权以及不特定牵涉因素均过大。

　　另外，其中美其名曰根据“预防再犯罪的需要”，难道只考虑预防与“利用职业便利”、“违背职业要求”有关的犯罪，就不考虑这批人一旦出狱或被假释后就不了业、没有生活来源、失去生存条件，而会去重新实施犯罪吗？作为扩罪功能的立法规范，不能只顾一点、不顾其余，而应该慎之又慎、全面考虑。

　　全面启动非刑罚处罚方法及适用比例。如上所述，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但是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予以训诫或者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或者由主管部门予以行政处罚或者行政处分。”

　　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是非常有效的，但由于长期以来“重刑主义”理念一直在我国司法行业中占据主导地位，整个司法工作与过程对于这样的“非刑罚处罚措施”可以说是“不屑一顾”，认为缺乏“威慑力”。然而殊不知，其实刑罚最大的威慑力并不在于多用“重刑”、“死刑”，而在于“严密刑事法网”，包括“立法法网”和“执法与司法法网”。

　　因为，只有严密了这两个法网，使每一个违了法、犯了罪的人最终难逃刑法的追究，才会真正让这些人心惊胆战，蓝领犯罪和白领犯罪都是如此，只有让犯罪人知道“我被追究刑事责任”是因为我真正犯了罪而最终逃脱不了法网，而不是我因为没人、没关系或没有门路，更不是我命不好、运气不好、机会不好或“让我赶上了”。

　　嘉定律师有感，只有让其懂得自己本身就“不应该犯罪”或“伸手必被捉”的道理，才能够使其今后不敢犯，甚至不想犯，因为法律有法律的铁则，这就是“不能放过任何一个违法犯罪的人”，这才是正道理也是硬道理，也只有如此，刑法才真正具有所谓的“刑罚威慑力”。